当前中国高校的师生关系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翠红
继去年年底西安交通大学杨宝德疑因不堪导师琐事使唤自杀后,近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姐姐发微博披露,她弟弟在3月26日坠楼身亡,与导师的精神压迫有关。
这两天来,国内某著名大学教师二十年前疑似性侵女生的旧事,也再度受到关注,有同班同学站出来,指称该教师的性侵是造成女生自杀的直接原因。
当前中国高校的师生关系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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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起校园事件虽然性质不太一样,但都可归入师生关系的范畴,前两起与研究生导师制度直接相关。
这里先谈谈陶同学的悲剧。
陶崇园离世后,群起而攻之的文章里大多忽略了一点:导师对陶同学的“特别”。导师固然施压,要求陶同学叫他“爸爸”,然而似乎除了陶同学和另外一名同学外,其他人没有这样称呼。
陶家人在微博上曝光陶崇园之死
陶同学各种获奖证书、奖学金以及他找到的好工作、国外留学的机会等等,都说明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
导师一般钟爱优秀的学生,网上截出疑似导师自辩的图,说曾俯身为陶同学喷球鞋除臭剂,有一定可信性,和经常叫陶同学跑腿干私活是一致的——不喜欢一个人,不会愿意他老在面前晃,哪怕帮自己干活。
如果单纯以导师“剥削”陶同学来看,我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在找到高薪工作后走上绝路——假如留学的道路由于导师拒绝签字被卡死的话。
虽然被导师强迫签下工作后要继续为研究所做贡献云云的协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种不着边际的“协议”跟“保证以后不出轨”的保证书差不多,只能证明导师对于陶同学即将毕业逃脱他的控制感到无助,生出无力的新花样,企图继续维持“控制—被控制”的关系。
是的,导师想要维持关系,陶同学想要从中逃脱,却由于对导师存有感情,在导师把绳子勒得过紧的时候,以自杀彻底切断了关系。倘若中间没有那点感情而只有“剥削“和控制,陶同学可能像很多受访的研究生一样,认为自己会奋起反抗。
人是非常复杂的感情动物,喜爱就住在厌恶、痛恨、伤害的隔壁——网上截出的对话里,陶的导师说我不会伤害你,其实他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的行为,让陶同学感觉受到了伤害,或者产生了有可能被伤害的威胁。
特别的喜爱一步步朝伤害走去。
中国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听话,要搞好关系”,有条件的都想和上司、老师等代表着权威父性形象的人搞好关系,关系越近越好,很少有人提及关系过分紧密可能带来灾难。
和一个掌握你前途的人关系好,意味着能得到很多好处,这点不必赘述,中国家长教育孩子搞好关系目的不外乎此。
过于亲密必然生出私人关系,人与人总会产生摩擦,有矛盾冲突,中国人公私分明的能力比较差(工作、师生关系发展出私人关系本身就是公私不分的结果),私人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延伸到公事上进行回应、报复,倒霉的自然是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下级、学生。
有多爱就有多恨,关系越亲密下手越狠,我们看到导师对陶同学说要对他“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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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在单位在学校,要尽力避免与上司、导师形成双重关系。
什么是双重关系呢?导师和陶同学本来是师生关系,导师让陶同学叫他“爸爸”,又形成父子关系,这就是双重关系。父子关系里导师想控制陶同学,利用了师生关系中老师的权力、权威,双重关系纠缠不清,又一次使弱势一方的学生遭殃。
人与人的关系有个规律,普通熟人往往由于要维持一个体面的表面,显得客客气气,越是亲近,内在的各种情结、创伤、自我不和谐等等越是容易暴露出来,而各种心理投射、移情、强迫性重复等等,也会随着关系亲密到一定程度逐渐往深处发展。
网传的陶崇园与导师的聊天记录
比如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和我们小时候一样吃东西吧唧嘴,我们又不接受自己曾经粗俗的一面,这个“吧唧嘴”可能会让我们皱皱眉头——皱皱眉头就算了,关系太远,缺少反应的条件。
假如这个“吧唧嘴”是我们的同事、同学,关系更近些,我们或许会回避。
再进一步,“吧唧嘴”是我们的亲人,避无可避,我们或者出言提醒他,或者忍耐,在对方不接受建议和自己忍无可忍的时候,冲突产生了。
正常情况下,和导师保持君子之交即可,不必过度亲密。
然而,关系是两个人互动形成的,导师始终占强势、主导的一方,导师若是特别喜爱学生,学生要刻意保持距离很难。即使学生做到了,事情还有别的发展方向。
曾有朋友的朋友与导师关系既不亲也不疏,某日导师找他帮查论文资料。他仔细查完后提前交给导师,结果导师大怒,骂他“一点小事也做不好”。后来师姐提点他:“太天真了,老师叫你查资料,你要把论文写好交给他。”
遇到这样极端的例子,学生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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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传统上赋予老师无上的权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导师和学生存在一对一指导的机会,与旧时师徒关系更相像。
导师制又是西方舶来品,目前在西方,正常情况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远不如现今中国高校的密切。缺少制度、规定监管的师生关系,若是导师心理健康、品质高贵,有可能像陆谷孙陆老神仙,对学生有再造之恩,形同父子又高于父子;若是导师两样都有亏,不啻于给学生制造一个活地狱。
导师制以师生关系密切为特点
这个活地狱很难逃脱。老师是学校的编制人员,学校普遍把老师当作自己人,老师的利益与学校的利益休戚与共,有些学校遇事先保老师,保不住再处分。学生有些像物资短缺时代的消费者,难以主张权利。换导师有难度,学生会被质疑有缺陷,难相处,又涉及到研究方向等问题,其他老师不一定合适。
三个月内接连发生陶同学、杨同学的悲剧,说明建立制度、制订规则规范师生关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首先应设立规定,避免师生关系过于亲密。
比如欧美国家已有成熟的规定,一年内导师与学生见面次数不得超过若干次,见面地点应为公共场合(如导师办公室),一对一约谈必须开门。导师与学生交流要使用学校的电邮信箱,导师在节假日邀请学生在家聚餐等消息要公开,学生自愿参加。
鉴于中国特色的请吃请喝特色,最好限制在消费场所学生请客次数,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减少关系过于亲密的可能。
导师既不应该是学生的娘,从生活到思想管到底,事事要导师为学生负责,也不应该是学生的爹,搞“父要子亡,子不亡则不孝”的糟粕。
其次应坚决杜绝师生双重关系。
比起导师与陶同学的“父子”关系,中国高校更为普遍的是师生恋。
电影《窗外》(琼瑶小说)讲述了一个师生恋的故事
导师挟师道之重,与学生处于不对等关系,欧美国家高校明令禁止师生恋,有些学校甚至规定没有师与生之实(比如老师和学生不在同一个学院,没有为学生授过课)也在禁止范围,因为老师这个身份本身就会在关系中占便宜。如果老师和学生自认是真爱,那么敬请老师离职,到他处谋职。
更有甚者,时有传出老师(不一定是导师)性侵女生事件,有时要到女生自杀的程度才会有消息爆出来。严重到性侵程度,除了开除外,应该规定不允许再出现在教育系统。
如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这桩二十年前旧事,女生自杀后,学校只给该教师行政处分。这事情发生于1998年,而该教师于2011年调离该校,在这13年间,其他女生是否会胆战心惊?
现阶段这方面的制度、规定缺乏,有些学校对于屡犯性骚扰的教师,仅仅作出不许带女研究生的规定,结果该教师仍然能得到接触女大学生的授课机会,对学生保护力度不够。
第三,聘请独立于学校的心理健康机构为教师做心理辅导。
现阶段大多把心理健康教育集中在学生身上,忽略了教师心理健康。教师也是人,在扩招又扩招之外,不少教师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加起来少则十多个,多则二三十个。
教师本身有繁重的研究任务,在规定不全的年代,有些学校错误地把教师当成学生的保姆,要求他们对学生学习以外的事情负责,加重了教师负担。
如果陶同学、杨同学的导师接受心理辅导,提醒其师生关系过于亲密的弊端,协助其理清急于和学生建立密切关系的情结所在,学会与学生保持必要距离,这就比要求学生去刻意控制距离要更容易。仍然是那个道理:导师处于强势、主导的一方。
第四,建立、健全投诉机制。
这方面可以参考欧美国家现行制度,学生对导师打低分、不签字同意等等有异议,可以投诉请求重审,缓解出现导师一手遮天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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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大多急于得到老师肯定,等待被挑。好在从80后到90后,一代比一代自由,他们已经开始懂得导师与学生要看缘份。
我接触过的90后相当部分在求学路上坚定地说:导师合得来才行,合不来算了,不读也罢。
挑导师一靠打听。导师带过的学生、导师在网上、学术界的名声,或多或少会反映一点他的真实面貌。微词颇多、一言难尽的,最好不选。
知乎平台上关于导师的讨论很“热烈”
比如开篇提到的疑似性侵学生的这名教师,就有学生反映其上课讲黄段子、给男生打低分、占女生便宜。据报道,在该校中文系,提防这名教师几乎成为学生间口耳相传的叮嘱。像这种路人皆知的教师,女生要尽量避开选他的课,更加不要报考他的研究生。
二要接触。最忌讳性格不稳定、性格极端,比如今天说要收,明天不收了,心意不定,难以琢磨,将来学习时很难打交道。或者性格过分热情、过分冷漠,接触过才会有深刻体会,比道听途说更能明白个中感受。
人都有走眼的时候,制度又不健全,女学生和男导师打交道时切记,避免一对一单独指导,若是必须,尽量在公共场所见面,在正常上班时间约谈。去导师办公室让门始终开着,坐在离门近的地方。宁疏不亲,师生恋绝对不是浪漫美好的事,学生利益必然受损,牢记这一条,把眼睛擦得亮亮的。
遇上压榨、奴役、打压学生的,最后一步,要有放得下现在拥有一切的勇气,先逃脱出来,保命要紧。
单纯靠权力剥削学生的导师始终是少数,更多的导师有控制欲,恩威并施,学生要和导师彻底切断关系就像弑父、弑师一样痛苦。
荣格与弗洛伊德断绝关系后,精神崩溃了三年。大师尚且如此,况普通人哉?然而三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终成一代宗师。
当你什么都可以放下时(不要前途、不要荣誉、不要升学、不要学位),就没有人能够通过利益关系控制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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