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生命叫“黄山松”【有家大学叫“科大”】

有家大学叫“科大”

有家大学叫科大（一）这家科大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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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二）理工大学里的人文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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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三）有种生命叫“黄山松”
－－本帖

有家大学叫科大（四）有种地震叫“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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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五）有个季节是“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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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大学叫“科大”（三）


三、有种生命叫“黄山松”

李延军

我没去过黄山，但这并不妨碍我对黄山松的理解。正如我没读过科大，也并不影响我对科大的解读与感动一样。

黄山松打动我的不仅仅是雍容端庄、仪态万方的迎客松，风姿绰约、俯望游人的望客松，也不仅仅是一根两干、并蒂齐肩、如情侣缠绵依偎的连理松，最令我感慨万千、热血汹涌是这一株株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冠盖下面，常被人忽略的那一条条的遒劲树根。

这些树根从不知搔首弄姿，借风招摇，而是以无坚不摧的坚韧毅力，深深扎根于斧砍刀劈般的峰峦叠嶂间，在坚硬贫瘠的花岗岩缝隙中，经年累月默不作声地伸展着筋骨，蠕动着身躯，出人意料地长出了比树干长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发达强壮根系，支撑起了一棵棵黄山松挺拔倜傥的华丽身躯。

同时，这些根系如春蚕般无私分泌着一种叫有机酸的液体，默默溶解着身下一块块坚硬岩石，使之释放出其中无比珍稀的矿物质和盐分，然后这些根系将其吸收变成黄山松永葆青春所需的生命养分。正是有了这些默默无闻纵横交错的根系存在，才使一棵棵黄山松能在贫瘠的荒山秃岭中，傲然挺立于峰崖绝壑之上，盘桓于危岩峭壁之中，成就了黄山松以石为母，以云为乳，或倚岸挺拔，或盘曲虬劲，或独立峰巅，或倒悬绝壁的独特迷人风景。

读懂了黄山松，也就读懂了中国科大。科大就是人格化了的黄山松，黄山松就是一组演绎着科大灵魂力量的神秘方程式，这组方程式的解，无疑就是一条条不起眼的黄山松的根。第一个把黄山松与科大联系起来并解出这组方程式根的不是我，而是科大低温物理系那些其貌不扬、以科学探索为生活方式的老师们。

那是1987年1月中旬，突然被免职的校长管惟炎先生这个时候要离开科大回北京了。人走茶凉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在科大读到了另一幕悲壮场面：

科大的同学们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准备冲上街头声援先生，但被一个个苦口婆心声泪俱下的老师和一扇扇紧闭的铁门拦了下来。真的该感谢科大当年那些慈悲为怀的老师们，面对当时喉舌媒体风声鹤唳的元旦讲话，寒气逼人的高压窒息空气，以及随处隐约可见的便衣，那些早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们，一个个挺身而出站在了同学们中间，以自己多年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和当年一幕幕的血泪教训，劝阻住了冲动的同学们。当时的科大为此已损失了两位大师级校长，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再有一点儿别的闪失，那样科大会垮下来。经历过“南迁”和文革的老一辈科大人，余悸仍在心中，惊魂尚未入壳，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科大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一位叫黄东霖的老教授，站在高处声泪俱下劝阻同学们的情景。人们都说，不要命的上科大。我斗胆狗续貂尾：不要命的也教科大！当年校门旁边的那棵老藤树默默见证了当时的一切。
今年8月我送孩子到科大时，专门抽空来到东区已是校内一景的这座老大门下，与她及她身旁的那棵老藤树默默对视交流了许久，并与她合影留念。这座如今已不是大门的大门，与她身边的那棵老藤树，已是科大两位慈祥和蔼的岁月老人，俨然一对相互携手搀扶的恩爱老夫妻，历经岁月风尘，饱经世间沧桑，已看惯了风花雪月，夕阳几度，依然青山不老，精神矍铄，平静地为我娓娓讲述着这所学府一幕幕儿女情长的悠悠往事！

懂得科学的同学们，也懂得了一位位老师的良苦用心。冷静下来后，同学们纷纷转身来到了管先生的单身宿舍，请刚刚下台的先生为他们签名留念。同学们说，本来毕业证上该先生签名，但现在签不成了，只能请先生在学生证上签名。没带学生证的同学就让先生在随身的笔记本甚至书上签名。已是麻烦缠身的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来者不拒，一律签上了“努力读书，报国有门”八个大字。这比未来毕业证上那个例行公事干瘪瘪的签名，意味深长得多了。

后来来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同学因此担心先生太辛苦，不禁心疼起来，于是就在他的宿舍门上贴了一张字条：“请同学们不要打扰管校长，让他好好休息！”先生确实累了，到那时他已为科大奔波忙碌两年多了，尤其是最近那几天，他的头发突然间白了许多，人更苍老了，先生真的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有的同学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在物理楼对面的那条马路上摆了两张桌子，号召大家签名，准备送给先生作纪念。有的同学在宿舍楼的窗户下面贴出了大幅标语：“管校长和方副校长永远是我们的校长！”有的同学还贴出了自己的建议书，建议在校园建一个“方管子”艺术雕塑，以纪念二位下台校长；有的把管、方二先生在北京的地址公布出来，广而告之，提醒同学们快过年了，别忘了春节给先生写封慰问信······

同学们在为先生的离去忙碌着，科大物理系低温物理教研室的老师们也没闲着。他们本来想给先生开个欢送会，无奈上面不允许，只好把管先生为学生召开的最后一次论文答辩会，权作与先生送别的最后一次晚宴。这是先生为科大弟子上的最后一课，也是先生与科大的老师们最后一次相聚。当大家举杯在手，与先生碰杯作别时，谁也不敢抬头再看一眼先生那熟悉的目光。偌大的餐厅一时竟鸦雀无声，只有叮当作响的高脚杯在向先生叮嘱着什么。此情此景，虽未执手，大家已是无语凝噎，唯有泪千行，其中一定有500行滴落杯中，咽在了老师们的肚里；剩下500行洒落杯外，打湿翩翩青衫与脚下厚重的黄土。

那一刻，也一定有一首歌在他们耳畔回响，这首歌应该是《送战友》：

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

以这种方式与先生作别，依然无法表达老师们对先生的一片痴情。因为先生不仅仅是一校之长，还是他们教研室朝夕相处的同事，也是他们支部生活会上唯一承认自己有“缺点”的党员，还是刚刚给他们开过高温超导攻关动员大会的领路人，更是他们这伙老师曾经传道授业解惑的慈爱老师。对先生的如此离去，只有送份儿能真正表达自己心愿的纪念品，才能不枉与先生今生今世师生一场。

但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中，给先生送什么样的纪念品，成了考人的大难题。但这并未难倒在低温超导领域攻坚克难的科学家，这些长期在黄山脚下辛勤耕耘的老师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大家司空见惯的黄山松，于是他们就为先生买了株塑料做的那种工艺品黄山松。

在讨论为黄山松配什么样的字时，夏老师想到了陈毅元帅的那首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一创意立即得到大家高度一致的认可，都觉得这副字送与先生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阮老师的毛笔字写得好，责无旁贷地执笔抄下了陈老总的这几句诗。这几个低温物理老师对来追究的上级“低温”解释说，黄山松是安徽的形象代表，诗是陈毅元帅的诗，送给从安徽离开的一位朋友一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是大家的一点小小心意，应该没什么政治问题。

庆幸的是，上级也没真抓他们的小辫子。

尽管如此，他们当时也未能如愿把这一小小的纪念品送与先生，还是后来阮老师专程到北京送到了先生的手里。令人黯然神伤的是，那次会面却成了阮老师与老师管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管先生2003年3月 20日清晨在台湾新竹因车祸不幸离世）。

先生那次从科大离开得非常机密，同学们想送一下先生也成了这些理学高材生们解不出根的方程式。但大家确实舍不得管先生离开，无论如何也要送先生一程。当同学们终于得知先生要于1月16号离开合肥时，为能最后看上先生一眼而不打草惊蛇，同学们不成群，不结队，不打旗，不喊口号，而是悄悄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匆匆赶往合肥火车站。令同学们欲哭无泪的是，没有了自由的管先生，其实是被人转移到蚌埠上的赴京列车。这种情况早已被人预料并预防到了。

数千名空手而归的同学们，一路上不约而同地一次次唱起那雄壮的国际歌，唱起科大慷慨悲壮的校歌。从火车站到学校，他们走了十多公里，也一直唱了十多公里。雄壮与悲愤交织，汗水和泪水模糊······二十多年过去了，科大依然有不少人在常常回味着当年那一幕！

庆幸的是，还是有部分消息灵通的同学及时赶到了蚌埠车站。在猎猎的寒风中，同学们对着渐行渐远的列车，声嘶力竭地呼唤：“管校长，不要走！”但无情的列车还是在阑珊灯影、朦胧泪眼中带走了他们钟爱的先生！只有那喊声似乎还凝固在空中，久久不肯散去。

当在北京的科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赶到北京站去接先生时，同样扑了个空。先生乘坐的不是同学们想象中的合肥到北京的火车，而是“被乘了”杭州到北京的火车。绝大部分同学失望而归，甚至有的同学因在火车上四处寻找先生而被当成坏人抓了起来，但还是有机智的同学化妆成铁路工作人员，在站台上给先生送上了一束娇艳的红色鲜花，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科大人后来查证说，管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中央直接免职的大学校长，级别之高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这样的先例，真可谓前无古人，真不希望后有来者，先生值了！其实一个校长的离开，有数千同学这么玩命痴情地接送，后来还有很多弟子写文章充满深情地怀念他，我也是闻所未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看先生真的值了！

其实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管先生，只知道科大有个方先生闻名遐迩。就像我以前只知道黄山松而不知道黄山松的根一样。直到管先生离开科大24年、离开人间8年了，我才读到了管先生，顿感与先生相识恨晚！在我的眼里，管先生其实就是黄山松默默无闻的根，就是科大这道科技界难解的方程式的解，科大和方先生仅是这条根上一个个引人注目的迎客松、望客松和连理松而已。是管先生这条根从贫瘠坚硬的花岗岩缝隙中，为科大汲取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和水分，才使科大如黄山松一样，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举世瞩目，树欲静而风不止。

管先生是在1984年9月来到科大的。在此之前，科大的校长都是在职不在岗，郭沫若和严济慈两任校长都在京城遥控指挥，当时有个党委书记也不管事，有老师找到他家里还是照看他的电视。科大的老师们也确实是群好老师，只要教务处有课表，他们都会一心一意自觉上好课，教好学生，而不看校长的脸色行事。当时科学院有个副院长也想沿袭成例，在京城当个挂名的科大校长，被严老拒绝了，所以才轮上管先生这个物理所的所长当了科大的第三任也是第一个住校的校长。

单身住校的管先生整天提着饭盆子，与同学们一道在食堂吃大锅饭，三天两头往学生宿舍跑，连117、118宿舍楼的厕所他都视察，办私事和普通教职工一样乘公共汽车。支部生活会上大伙都私下串通好了不说自己的缺点，只有蒙着鼓里的管先生一个人有板有眼地进行自我批评自己的缺点，大家也只能私下偷着乐。连偶而回一次国的在外进修老师，在食堂打饭时也能碰上管先生。每一次的邂逅，他们都会毫无顾忌地向先生汇报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更令科大老师和同学们意想不到的是，没几天，他们宿舍楼的厕所重新整修了，不久暖气也安上了。他们再也不用瑟瑟发抖地在宿舍自习睡冷被窝了，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先生还睡在没有暖气的宿舍冷被窝里。再不久，学校各个食堂的饭票通用了，食堂引入了竞争机制，伙食质量享誉全国；又过了不久，西区的校园基建开工了，科大的校园扩大了一倍；眼睁睁要夭折的科大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又奇迹般按既定方案继续建设下去了；司空见惯的各班级政治辅导员不见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悄悄退出科大的历史舞台，校长和系主任负责制浮出水面，开始在校园拔节发芽；同学们开始自由结社，出版自办刊物，先生甚至给他们提供油墨纸张和经费；一年一度的教代会开始质询监督校长和校领导的权力，至今仍为科大一道为人称道的亮丽风景···

后来的科大人推断，管先生来科大当校长可能是有备而来，他把蔡元培当年的办学思想克隆过来，总结成“兼容并蓄，民主办学”来指导科大的教学改革实践。

“当年科大有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些都不是听命于党委和校长的花瓶，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权力。科大实行的系主任负责制保障了系一级的独立、防止了校一级权力的过份干预。科大实行校务公开化，校长办公会议对外公开，教职员工可以去旁听。”后来科大人的回忆材料中，对管先生当年的改革盛况，常常出现类似意味深长的描述。有文章曾断言如今世上已无蔡元培，科大人说，其实管先生、方先生就是科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蔡元培。无怪乎1986年10月到11月的《人民日报》，曾分五次对科大的改革创举进行过长篇系列报道，题目就叫“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

当如今的人们在惊诧“钱学森之问”时，其实答案就在钱学森自身。当作为物理学家的钱先生，改行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亩产万斤时，后来又高调支持气功玄学时，钱先生早已从科学家华丽转身为社会贤达。“钱学森之问”其实钱学森自己已不问自答了。当眼下的一家家媒体在频频感叹刚刚去世的钱伟长时，其实这位钱先生1986年底写信检举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的行为，已足以消解这些虚伪的感慨与设问，也完成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向社会贤达身份的蜕变。当这片土地当年抛弃不会华丽转身的管先生和方先生之时，就已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当科学、真理与权力可以如此轻易华丽转身时，“钱学森之问”其实已是一个没有设问价值、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伪问题。

虽然现在与科大相关的官方文字中尚未提及管先生的名字，但先生的这些事迹和举措在这些宣传材料中屡见不鲜。科大人一直没有忘记先生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以及牺牲的个人政治生命。为给同学们安装暖气和扩建西区校园，管先生一次次“跑部进京”，四处游说，争取经费；为使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起死回生，在衮衮诸公面对上司的偏狭决断噤若寒蝉之际，管先生不顾个人前途与安危，曾与一言九鼎的幕后老佛爷疾言厉色，据理力争，同时搬来严老做后盾，到一个个关键人物面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论证该项目对中国科技的重要意义；为按教育规律办事，在教育主管部门未曾许可科大试点的情况下，管先生大胆自我授权试点，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为此得罪了个别花岗岩脑袋的顶头上司·····

尤其是对方先生的大胆使用与保护，更能体现先生无私无畏与实事求是的科学大师风范。他重用方先生是看重他为人处事的正直与公道，一山能容二虎，私下任命他为第一副校长。方先生大名在外，而他却默默无闻。他为方先生顶雷撑腰，是因为他觉得方先生言之有理；他不落井下石，反而挺身保护同事与同学，因为经过文革的他，更能理解实事求是的珍贵，更懂得那幕人间悲剧和闹剧千万不可重演。为了这一切，管先生首当其中悲壮地中箭落马。所以先生的离开，才离得那么慷慨悲壮、荡气回肠！

没有了先生的科大，沉默了许久。空降到科大的“三驾马车”——新校长、书记和副书记，分别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和国防科工委著名的政治演说家，居然在科大也沉默着。在沉默对沉默中，科大开始沉沦。新领导是来科大“救火”的，只要科大“不着火”，大家都相安无事，万事大吉。学生谈恋爱，谈什么都行，只要不谈政治；学生开舞会，打朴克，打麻将，干什么都不管，只要不“闹事”。当时的科大，一时麻将成风，颓废之气弥漫。在此之前的科大，学风之淳朴，全国闻名。科大的老师们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只能祈祷这种噩梦般的日子能早日结束。幸亏这种光景仅仅维持了一年，那些空降而来的头头儿们一年后又腾空而去，科大终于迎来了一位学者型校长谷超豪，立即下令整顿校风，严禁麻将之风蔓延。可有的同学已在这条道上渐行渐远，下水容易上岸南，科大的老师们为挽救科大，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劝退了那些执迷不悟的同学。阮教授说，当年当系主任的他，就曾忍痛开除过一名广州学生。可以说，科大和科大的同学们，为那场动荡的变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血的教训。

那个时候的科大人，又像1970年刚搬迁到合肥时那样，只能忍着悲痛，一言不发，埋头苦干。科大人可以沉默，但不会倒下，正像荒山秃岭上的黄山松。黄山松有根在支撑，科大有一位位大师的灵魂在支撑！沉默了几年后的科大人，又一次昂首挺胸，以高昂挺拔的身姿，屹立在世人面前，以累累的丰硕成果，迎来了五十周年校庆的隆隆礼炮！

当位于科大的中国第一台同步辐射加速器出光12年后的2001年的一天里，这所国家级著名的实验室，终于有机会迎来了挽救他命运的恩人——管先生。当年先生以血汗培育的种子，如今已是似锦繁花，科大的弟子们感觉到了先生内心的欣慰，也了却了他们多年以来的一椿夙愿。但那天重返科大的先生，身份已是怀揣台胞证跨海探亲而来的“台胞”，大家还是从他那脸饱经风霜的沧桑皱纹中，察觉出了瞬间掠过的那丝凄苦微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科大的弟子们焉能不懂先生的内心？

由于先生不卑不亢的高调亮相，再次刺痛了某些人的痛处，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先生离开合肥时就被跟踪上了，车到徐州就被“劝”回了台湾，从此先生再也申请不到台胞证。本来弟子们在与先生话别时，大家还满怀希望地相约先生来年春天再相会，可就在第二个春天再度来临时，在那个阳光明媚，花红柳绿，充满希望的季节里，管先生竟与弟子们不辞而别了，而且走得是那么突然，那么悄无声息！台胞证能否审批下来，对先生而言已无足轻重，先生再也没有再回科大的那一天了！

但在科大人的心中永远记住了先生，永远为有这样的先生而自豪着！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大都这样评述着先生：

先生是爱国者。曾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之际，挺身抗争，是名副其实“红小鬼”出身的红色接班人。

先生是革命者。在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始终走在革命队伍的前列，曾以鲜血在天边绘出一抹曙光的颜色。

先生是科学家。他出自世界级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卡皮查教授门下，在超导物理和材料领域硕果累累。即使在他被免职的前几天，仍是那场世界级高温超导会战的三军统帅。在新中国培养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位名副其实的“又红又专”的佼佼者，一位国家级的科技领跑者。

先生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几年，能力超群，无私无畏，兴利除弊，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创造了科大历史上少有的辉煌。尽管先生几十年命运多舛，但他足迹所至，海内外到处都有他栽下的芬芳桃李。

先生最重要的是个好人。在科大几年间，他责己严、待人宽，以身作则，民主治校，胸怀坦荡，敢于负责，临难不求苟免，决不昧心避祸、卖友求荣，直至不惜牺牲自己。

科大人更坚信，斯人虽去，功德长存，他一定能在天堂里笑到最后，他的名字必将被历史写入改革先行者的行列，永远为后人景仰！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魅力在于黄山松，黄山松的魅力在于黄山松根的坚韧。想到了黄山，我就想到了科大；想到了科大，我就想到了科大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大师。那是这座科学黄山上的松，那是一株株科学大树枝繁叶茂的根！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路上充满回忆。请你祝福我，我也祝福你，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写到这里，我油然想到了这首歌！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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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虽然内容都了解，但还是催人泪下，那是心碎的年代，我永远清晰记得那一天，1986年12月5日，我去了科大，校园黎明静悄悄，但科大心在翻腾。

顶啊。。。。。。。。。。。。。。感动ing

专程给管校长送去黄山松的阮先生,是给我们论坛题写坛名的阮教授吗?
向阮先生致敬!知识界的脊梁.

专程给管校长送去黄山松的阮先生,是给我们论坛题写坛名的阮教授吗?
向阮先生致敬!知识界的脊梁.
892493477 发表于 2010-8-28 10:54

是的，就是给我们论坛题写坛名的阮教授。

看完了，一声叹息！

时世造就了一代科大人的坚毅品行，也成就了科大的校风，学风，甚至热爱学生的品德。

科大如黄山松一样，虽然经历无比的磨难，但依然挺拔在黄山顶上，依然散发出无比的魅力！

官方所肯定的“三钱”，从来首先都强调他们的“爱国心”，然后才说他们的科学成就。钱伟长的“爱国”，比起钱学森的“爱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物理学家，居然搞起生物学研究，在全国科学界都没有发言的情况下发表论文，证明“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知识人都普遍蒙祸的“文革”时期，这个 “毛主席的好学生”竟然在后来被***官方否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剑涛先生曾写过一篇写钱学森的文章《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结果没有报纸敢发，任先生曾笑谈，其实改一个字，就不是“社会贤达”，而是“社会闲杂”了。确实，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就在于把科学家变成“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让这些“社会贤达”，逐渐沦为了“社会闲杂”。（《对纪念钱伟长的反思》作者 王菁丰 中国人民大学 转自本坛教育思考版 未经核实）
当如今的人们在惊诧“钱学森之问”时，其实答案就在钱学森自身。当作为物理学家的钱先生，改行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亩产万斤时，后来又高调支持气功玄学时，钱先生早已从科学家华丽转身为社会贤达。“钱学森之问”其实钱学森自己已不问自答了。当眼下的一家家媒体在频频感叹刚刚去世的钱伟长时，其实这位钱先生1986年底写信检举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的行为，已足以消解这些虚伪的感慨与设问，也完成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向社会贤达身份的蜕变。当这片土地当年抛弃不会华丽转身的管先生和方先生之时，就已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当科学、真理与权力可以如此轻易华丽转身时，“钱学森之问”其实已是一个没有设问价值、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伪问题。（有种生命叫“黄山松”【有家大学叫“科大”（三）】）
我将两篇文章搁一块学习了~~~

虽不是很清楚，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当时正在科大数学系读书。也略知一二。今天读来仍十分感动。

一段不了解的历史，一段被认为掩盖的历史，科大五十年专刊上也没提起过。

惊心动魄的每个瞬间不禁潸然唏嘘，但，在科大人的心中永远记住了先生，永远为有这样的先生而自豪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地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