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一） 蜗牛靠触角感知外界，人类凭心性体察人心。 心性相通，便是灵犀。 《红楼梦》里，宝黛初识。宝玉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黛玉心想，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张爱玲第一次走进胡兰成客厅，一坐就是5个小时，两人相谈甚欢，尽管是一个谈得多，一个听得多； 钱钟书遇见杨绛，便觉出结婚一事没想过和别人，而杨绛也在那一刻幡然醒悟，自己上清华，原来只为遇到他。 小说也好，生活也罢，惺惺相惜的遇见，总是令人神往，生出愉悦。人们蜗牛般小心翼翼地将触角探出去，即使有时伤痕累累，也依然孜孜以求。 徐志摩从剑桥回国，高调地宣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 （二） 这几天读《一句顶一万句》，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刘震云为什么要设计老詹这个人物？ 很显然，小说展现的是在传统文化氛围里，中国小百姓群体和个人的思维与心性。不管是吴摩西走出延津，还是牛爱国走向延津，无论人物经历了哪些事故，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个人心性并不曾改变。 老詹，意大利人。他来延津之前，延津无人信主，他也不会中国话。四十年后，七十多岁的老詹会了延津话，拥有八个教徒。如果没有意外，吴摩西，不，那就应该是杨摩西，会是他的第九个教徒。 老詹自己花钱花精力盖成一座三十二扇窗的教堂，可最终，这座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四十年来，基本空着。 老詹是个忠实的传教士，“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满延津跑着”，他总跟人说，信了主，就会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是，困苦寻生计的吴摩西一类，他们哪有心思考虑这深层次的东西，他们苦心钻营着自己的活路，一如老詹孤诣自己的传教。始终，他们彼此都走在不同的地方，想着不同的心思。 老詹在延津传教，很辛苦，也很失败。一个心里始终念主的人，想改变一个心里没有任何念记的人，的确徒劳。吴摩西不念父母手足（似乎这些人也确实让他生无可念），吴摩西一直都在为自己怎么活而奔波，他寻的是活着的方式；而老詹寻的是活着的理念，他说“向神，才是活着的呀”！ 可惜，无人能懂。 老詹孤独地传教，最后也孤独地死去。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不信主的周围人，“大家只顾念‘阿门’和哭”，没有把老詹的心事放到心上，老詹已经埋了。 吴摩西在老詹被埋之后，看到了老詹临终前画的一副教堂图纸。“随着教堂窗户被打开，吴摩西的心里，也似开了一扇窗”。只是，他依旧不信主，也不想信主，他信了老詹这个人。看到图纸的那会儿，吴摩西心里有些疼痛，这疼痛“好像与教堂无关，跟万千不信主和老詹的人有关”。 想来，吴摩西一直都是无暇顾及自己感受的人，只是在看到老詹的教堂图纸时，内心才有了触动或是震撼。于是，他也考量了自己，他准备拿老詹的教堂当回事，“当回事不是为了纪念老詹，而是为了自个儿心里开的那扇窗”。 老詹不幸，累死在自己延津传教的路上；老詹有幸，死后有人懂了他：即使不能依图修建，但吴摩西愿意偷工摸夫用竹篾扎起一座教堂；老詹也无所谓幸与不幸，他根本就不应该在延津，在那群不明教不信主的人那里，去苦口婆心，费尽心血。 说到底，幸与不幸，就是懂与不懂。 如若懂得，便是慈悲，便是义无反顾，如老詹对他自己的主。 如若懂得，无谓爱憎，便只有光亮，源自对方，点亮自己，如吴摩西对意大利人老詹。 老詹还是有幸！ （三）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似乎就是在零碎无聊的日常里，将人心一丝一缕的抽离，再整合，放在烈日下暴晒。还没读到孤独无助的吴摩西为了寻找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而走出延津那一节，却看到了莽莽沙漠，没有一点绿意；土地龟裂，比皱纹还深刻的裂痕。 刘震云用他干净的不着修饰的语言，说着故事，故事是给谁看呢？作家也在寻找能与他心灵契合的人吧！得之，他小说的生命便是有了根基和张力；不得，他个人就在那高处，俯瞰众生芸芸。 安顺波在开篇荐言中说，西方人与神对话，因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而中国人与人对话，“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深以为然。由此而悟：所谓的神，也不过是内心坚守的信念吧！你信，他就在；你不信，他也荡然无存。所以，与其说是与神对话，不如说是与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坚守耕耘，才会生机一片。 可是，纷繁的生活，总让我们无法安然与自己对话，很多时候，都将自己淹没在人潮人海。每个人都是一粒流沙，随波而遇着，上一秒与他，下一秒是另一个他。匆匆之间，有过触碰或交融，却都不能温暖自己。 因为，自己还是那一粒流沙。 在不停地奔波与追逐或等待中，有些话或许说过，但错了对象；有些话没有说，因为没有遇见；有些话想说，却已无能为力------ 谁都无法站立成一棵树，以永恒的姿态，跟所有经过沉默。 都被裹挟，被漉淘。 生命太仓促，余生不可知。能在同一条河流里胶着，就珍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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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姐姐又在秀恩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