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甘肃省永昌县十三岁的初一女生赵某，偷拿了（官方称为“在衣服内藏匿”）超市的几块巧克力和挂衣钩，发现后被强行扣押在华东超市，瑟缩成一团。她一边被体罚，一边被无休止地审问：“说！叫啥名？哪个学校的？你家长名字？电话？”刚满13岁的孩子吓懵了，一时间什么也答不上来。
半小时后，女孩的妈妈赶来，超市老板说至少要交100元罚款，否则不放人。妈妈兜里只几十块块钱，只能离开超市，找到炒爆米花的孩子爸爸拿钱，两个人掏尽全身凑了95元钱奔回超市交涉，一扭脸，孩子已不见踪影。
半个小时后，这个女孩从广场高楼17层跳下，当场身亡。
12月29日，女孩的父母、亲属到超市讨说法，警方称女生是在被其母亲责打后坠亡，引发多人不满。“事发后几乎半个县城都在说，女生被超市老板罚站，还被辱骂过。”（据《东方早报》报道）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在生命还没有绽放的时候，却因几块巧克力而凋谢。她偷了超市的巧克力，她瑟瑟发抖忍受着超市工作人员的羞辱威胁，在母亲低三下四和超市老板的交涉中离开、跳楼、丧命。
她只是一个孩子，想吃几块巧克力无可厚非。她用“偷”的方式把巧克力放到裤兜，不应该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即便因为贫困。但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超市对孩子的扣押、羞辱、体罚和罚款远远超过了女孩的心理承受能力。教育的本质是对人格的培养，而非羞辱。母亲当众的责骂和超市不依不饶的惩罚是压倒孩子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须知，在仅靠一日三餐维持生命的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很难衍生出对财富贪婪的欲望，穷孩子最大的需求不过是日常所需而已。从超市“偷”几块巧克力和挂衣钩，无非是为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不曾占有生活所需以外的财富，在她的头脑中，天生就缺少对个人财富的尊重——“私人的东西”不能随便拿。因为他们经常一无所有，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指出：“贫困很容易变成小偷和盗窃的学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女孩的父母只是千千万万进城打工农民的一份子，爸爸在路边炒爆米花，妈妈帮别人家洗碗扫地，整个家庭靠此度日，即便如此艰辛，也比死守在农村获得更多。这就是孩子父母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对孩子教育的能力显而易见。所以，我们的社会不能给女孩父母谋生的尊严，他们在付出自己的劳动后，不能满足孩子买几块巧克力的要求，面对这样的社会分配制度，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他们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偷窃，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因为他们辛勤劳作换来的是“活着”和“一无所有”。
“姐姐做鞋，妹妹剪样”说的是家庭教育中言传身教的重要性，这几乎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但如果父母的职业、劳作不能给这个家庭的生活带来口粮以外的供给；在孩子“偷窃”被抓“现行”的时候，甚至掏不出一百块钱来“赔偿”超市，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责备这个贫困的母亲？有的人说巧克力不是生活必需品，那他们敢不敢发誓说，自己年幼时没有偷拿过别人的玩具？如果自己曾经也被诱惑过，又凭什么要求这个十三岁的女孩，面对巧克力的诱惑必须意志坚定，不为所动？
很多批评女孩父母的“道德控”的逻辑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即便你十三岁，也应该有二十岁的意志力才行。如果你经不住诱惑，小偷小摸被打被杀被示众羞辱都是应该的，孩子毫无羞耻感，父母会生不会教育罪不可赦。
这些“道德控”的人社会逻辑乱得一塌糊涂：自己在茶馆里找农民工擦皮鞋五块钱，还要砍砍价，现在却一本正经地要求整天为“填饱肚子”早出晚归的穷人要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和教育他们的孩子。
二
1935年的冬天，美国纽约穷人区的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因为偷面包被告上法庭。
老太太低着头，嗫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呀。”
法官的判决是让老太太选择是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说：如果我有10美金，我就不会去偷面包；如果我被拘役，谁来照顾我的孙子？
这时，在现场旁听的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摘下帽子放入10美金，并请现场的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市长说：“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郑重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
这个流传广泛的故事的真实性有待确认，但其寓意非常深刻。所谓“为我们的冷漠付费”，是指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人作为社会的参与者，保护别人生活得有尊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也是西方现代慈善的伦理基础。
法律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依靠的不是冷漠，依靠的善良和互助，依靠的是彼此对人的尊严的呵护，这是一个良善社会的精神契约。
我从来不认为穷人天生就应该贫困，我认为他们只是“暂时陷入困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危机和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陷于贫困，鼓励人心向善，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不可预测的未来。
帮助穷人不应该建立施舍之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互助是高贵的精神契约，懂得维护别人尊严的人，才明白什么叫尊严，这才是高贵和值得尊重的人。
为冷漠付费的人是明智的，他是在为不人性的制度埋单，而自私和冷漠付出的代价是数千人冲到超市门口来要公正。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对那些义愤填膺的群众说，你们又曾经为不人性的制度和我们的自私做过什么？我们在为曾经的冷漠振臂高呼，也许只是开始，希望不算太晚。
三
对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影响的差别是巨大而可怕的。纽约市长发动市民一起为一个城市的冷漠埋单，而我们呢？一群人义愤填膺地在冲进超市，大骂超市“为富不仁，逼死小孩”；政府动用了武警，对整个街区进行交通管制，继而让超市与跳楼自杀女孩的家庭签订赔偿协议（网传赔偿金为85万元）。想想这场面，不能不说是残酷的，是可怕的，吓得有条件的人移民之心再生。
事实上，以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未成年人偷东西报警也没用，通知家长可能是唯一能给“偷窃者”以经济处罚的途径。无疑，超市对孩子进行体罚、辱骂、要求父母赔偿是对儿童权益的侵犯，可这么多年来，一直无人干预，无人过问，继而成了商场超市处理这类事件的通行办法。从来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难道不是公权力的失职？
现在，十三岁的孩子跳楼自杀，政府安排超市赔偿自杀儿童家庭85万元，这又是什么道理？什么标准？这是公权力对个人财富无所顾忌的侵犯，这样的处理对富人和穷人都无好处可言，认同这样的处罚，就是认同个人财富在中国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护。
穷人软弱的时候，富人对穷人可以无休止的欺凌，公权力视而不见；穷人“发飙”起来，公权力又对富人无原则的剥夺，这才是当下社会人人都充满怨气的根本原因，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四
面对甘肃女孩超市偷窃被辱自杀的悲剧，我们要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而是在很多年前，在我们还在娘胎的时候，就已经为社会种下了混乱的种子。出了娘胎之后，那些歧视并隔绝贫困孩子的父母，打着“为孩子营造良好环境”的口号，辛辛苦苦地为自己的孩子挖了一个“冷漠”的大坑，然后让孩子站在坑里奋力地参加“公益活动”，以为升入更好的学校加分。
我们应该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当社会、父母试图用冷漠来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存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为孩子未来的“不幸福”挖坑。虽然，这种思想极端自私且可怕，却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Facebook的创办人扎克伯格的财富观，告诉我们孩子幼年时候的同伴教育的重要性。
前几天， 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的创办人扎克伯格以捐赠99％的股权（价值450亿美元）被世人称道，而我们要知道，这个拥有百亿美元身家的年轻富豪，他的“豪宅”不过是一套租来的一室一厅的小公寓和一张床垫。扎克伯格在他的Facebook主页上，引用了“极简主义”“革命”“消除欲望”等词汇来描述自己，他的早餐通常是一碗麦片。
当中国首富的孩子王思聪无聊来靠表演“日狗”寻找自我存在的时候，你不得不欣赏扎克伯格这样的真富豪，虽然自己的身价和地位能把王思聪甩到月球上去，自己却以“消除欲望”为荣：一边上班赚钱，一边参与慈善公益鼓励别人去探索世界，支持一切为改善世界、帮助身边人的行为。不同教育下的孩子差别是巨大而可怕的，“日狗”和“救人”的情趣之别，不是在今天，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社会和家庭的教育。
哪个孩子不犯错误呢？关键看社会和父母如何去引导。扎克伯格小的时候，经常欺负自己班上一个叫纽芬迪的同学，这个孩子穿着总是脏兮兮的，身上有股怪味。好几次兴趣培养课，扎克伯格和纽芬迪合作的时候，纽芬迪总是动作太慢，拖扎克伯格的后腿，而扎克伯格的好胜心理让他站在教室中间，大声喊，“纽芬迪！你这个大傻瓜！你在干吗！”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很多孩子的父母一定会向学校提出抗议，老师不应该让纽芬迪这样的“笨蛋”和自己的孩子搭伴，拖孩子的后腿，影响孩子的成绩。诸位可能还记得，几年前，深圳某学校的很多父母联名上书地方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开除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其理由就是这个孩子影响了自己孩子的“正常学习”。
但是，扎克伯格的母亲却不这么认为，她意识到在扎克伯格童年的大脑里，没有道德观念或条律约束，才会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内心，继而辱骂纽芬迪同学是“笨蛋”。为了让扎克伯格以同理心来理解“笨蛋同学”纽芬迪，夫妇二人利用周末的时间带着扎克伯格去了纽瓦克公立学校附近的棚户区，也就是“笨蛋同学”纽芬迪的家。
纽芬迪的家小来根本没有地方让人坐下，纽芬迪的妈妈，在外做家政服务，常常要深夜回来。平常，不到十岁的纽芬迪，还要负责照料因为帕金森症，瘫在床上的奶奶。离开棚户区的扎克伯格一直回头望，这次短短的造访，改变了扎克伯格的一生。
回想中国家长的举动，往往用自己不堪的思维格局，限制孩子尚在成长的世界观。说真的，我觉得家长真的对自己的孩子太狠了！树木生长需要阳光雨露，用一个玻璃罩子挡住风雨闪电的时候，也扣下孩子对美好世界的探索。
二十年之后，扎克伯格向纽瓦克公立学校系统捐赠一亿美元，帮助全美最为落后的学校提高教育水平。当年的纽芬迪不知去向。那个窝棚区也早已被拆迁，在扎克伯格心里，对那个窝棚区是一个遗憾，也是一个心结。
五
对于甘肃女孩“偷窃”跳楼自杀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如果希望这个社会好，我们希望女孩偷窃自杀的悲剧和超市巨额赔偿的荒唐不要再现，那么，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突破自身的思维与格局，打破为自己设定的无形框框，而在这一过程中，先行者的付出是必然的。
有人总是拿政府、拿社会、拿制度来说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的改变需要一些人先站出来与现在的时代对峙，这种对峙不是暴力而是细润无声。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传统报纸转型新媒体都不成功，是因为他们还在用做报纸积累的经验去影响和操控新媒体，那结果肯定是“非死不可”的结果，而与政府、社会和制度无关。
眼界和思维决定一个人的高度，这道理如此浅显而残酷，这道理人人都懂，却人人都在忽略。都说关注社会就是改变未来，可是关注甘肃女孩自杀后数千人冲进超市还是关注贫困家庭的生存状况，关注自己孩子是不是上最好的学校还是关注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公平，能是一样的么？
改变未来，我们可以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改变关注的形式与内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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