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固然寒冷，但再寒冷的季节也不乏顽强的生命存在，坚守着自己的生命阵地，捍卫着生命的尊严，绽放着生命之花的灿烂。梅花无疑是冬天里最具此类生命特征的著名物种，无论岁月无忌的风雪如何疯狂肆虐，搅得周天寒彻，不屈的梅花依然会坚守在寒风中，迎风吐蕊，傲雪绽放，敞开心扉去迎接春天的来临。
伟大领袖不也这么赞美过梅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梅花在伟人的眼中是这样坚守的，这与陈毅眼中青松的坚守何其相似:“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一个个大人物的目光无疑都是犀利独到的，而在我这个小人物眼里的中国科大，以其50余年的岁月坚守与磨砺，同样诠释着如梅花和青松一样的生命风骨。
在我对中国科大有限的阅读中，时常不经意间就会有一株株迎风绽放的腊梅，一棵棵傲雪挺立的青松，在我眼前驻足定格，撞击我已日渐浑浊的思维，灿烂我曾茫然荒芜的视野。尽管他们受尽那个季节“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裹挟与绑架，依然不乏“墙角数枝梅”，在坚守着生命的灿烂之花，在漫天的风雪中“凌寒独自开”着生命的尊严，坚守着科大“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凛然阵脚。
杏坛梅开
用一个局外人的世俗眼光去打量1958年诞生的中国科大，似乎生不逢时，很容易被误读为“大跃进”时代的怪胎。在当年那个尚不知卫星为何方神圣的神奇国度里，却是遍地的“卫星”腾空而起，共和国的第一代科学家们似乎也不甘人后，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放出了中国科大这颗另类巨星。然而，当我们叩开历史那扇虚掩的门扉时，透出的却是另一番别有洞天的曙色：科大的横空出世，其实并非那代科学家们一时的热血喷涌，而是他们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处心积虑栽下的一树寒梅。这一貌似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无意之举，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去留别有一番深意，事关天外云卷云舒。不知寄托了那代科学人多少秘而不宣的希冀与梦想！
因为处在历史深处的那个时代的大学，历经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后，欧美式教育制度已被全盘否定，苏联大学模式被整体克隆，一个个老牌大学或解散，或肢解，或合并。清华、交大等被置换成了纯工科院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支撑。其余的航空、钢铁、石油、地质、化工、外语等大学，更是个个学科结构瘦身，专业鸿沟凸显。那代欧美海归们心目中的大学，已被消解得面目全非。
如今的大学以克隆衙门为快意，而那时的大学均以全盘“苏化”为己任，“苏化”后的大学，文理分治，理工分家，教学与科研脱节，且泛政治化倾向突出。那时的中国科学院同样“苏化”得厉害，研究人员一不在大学兼课，二不带研究生，科研与教育脱节，前沿与基础分离，尖端人才的培养捉襟见肘，已不能满足科学院“两弹一星”研究对前沿人才的渴求。那代科学家趁势放出科大这个卫星，显然是要试图突破这种体制的藩篱，实现大学向理工综合发展、科学院既科研又育人的愿望。如此一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又能培养他们急需的尖端人才，一举两得。这岂是那代科学家一时心血来潮的跟风臆想？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门扉开得再大一些，把我们的目光投放得再远一些，历史更深处的巍巍大观、黄钟大吕，便会向我们次第逶迤而来，不绝于耳。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再从古人青灯黄卷中的格物致知，到科学院立下的“唯实、求真、协力、创新”誓言……这些亘古旷音，一直从曲阜杏坛讲到嵩阳书院，再从国子监传播到京师大学堂，又从五四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号，延续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特立独行……当时站在历史与前辈大师肩膀上的那代科学家们，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中又沐浴了一身的欧风美雨，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喧嚣声中，焉能无动于衷，忍看华夏文明沦陷，神州耳目失聪？已走在人类文明前沿的他们，该有他们那代人弹响的一曲广陵散！
当年科大创世者之一钱学森先生，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这样说：“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如今的百岁老人、当年的化学系主任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总结道：“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当年用自己身体护住1968年那次大爆炸资料的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先生，在其身后获得“两弹一星”元勋奖章后，其夫人李佩教授毫不犹豫地把奖章献给了科大……在这些科大创世者看似波澜不惊的话语与行动背后，其实涌动的是深藏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份信念与坚守。
蓦然回首间，科大创世的第一声啼哭，孤独划破了灰暗苍穹的铁幕一角，回荡着历史深处曾经的苍凉回响；科大创世的蹒跚起步，伴随那些前辈大师们的脚步铿锵，踯躅着天地间的风雨苍茫；科技大学的杏坛现身，又何尝不是这片土地上两千多年来士人独立与自由意识的求索与坚守？
洞穿了历史的阴霾浓雾，就不难读懂中国科大。这所大学一开局，就表现出一幅与众不同的另类面孔，坚守“理实交融”育人理念，信守学科交叉、新兴与边缘，要求学生宽基础，大口径，懂外语，与西方教育理念接轨，已与那个时代的大学泾渭分明，心无旁骛地瞄准了各学科的前沿尖端，学理的学生同时要学工，学工的学生同样要学理，对其弟子的要求也不再停留于社会高级“劳动者”层面，而是要打造科学前沿的领跑健将，难怪那代科学家们要为这所大学取名为“科学技术大学”！至今还有不少大学在亦步亦趋地拾科大的牙慧，纷纷自命为科技大学，甚至如今的香港、台湾、韩国，以至于美国也纷纷有了科技大学。
郭沫若还进一步强调，他的弟子们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不但经常邀请弟子们欣赏他的历史剧，还曾许诺为弟子们上书法课。“又红又专”，对那代科学家而言，有着他们自己的独特解读与坚守。
停课最少
科大的这种另类面孔，在那个“三面红旗”遍地飘舞、单学科大学遍地开花的大环境中，无疑是一道诡谲的另类生命景观，是那个“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季节里，科学院里逆风开出的第一枝耀眼腊梅。
不料在开学一个月后，科大身边一个个爷爷辈的大学，纷纷丢下书本，高举起了“三面红旗”，走出课堂，另立炉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断拓展着一些与大学功能不着边际的新领域、新课题。有的大学专攻大字报，白纸黑字如幡飞舞，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一起革起了教育的命；有的投笔从工、从农、从戎，学起了专业之外的十八般武艺，更多的则是投身于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风潮。
一时神州大地高炉林立，浓烟四起，大大小小的钢铁元帅粉墨升帐，荒腔走板，呕哑嘲哳，喧嚣阵阵，连中南海的大院里也立起了扎眼的炼钢炉。放眼四顾，中华大地到处一派烟熏火燎的灼热气浪。
炉火炙烤着这个民族，也烟熏着科大这个刚刚创世的稚嫩生命。一时间，科大那些不善炼钢的科学家们一片茫然，正在手足无措之间，郁文书记匆匆找到郭沫若校长，商讨对策：“科大怎么办？”
曾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郭沫若，于浓烟包围中凝视着远方，片刻之后掷地有声地告诉郁文：在学校，学生就是要读书，学生不读书，还叫什么大学？学习同样也是为了革命！
关键时刻，书记和校长为雾霾中摇摆的科大拨正了方向，科大的第一代先生们无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地举手赞成。停课三周后的科大，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寒假前正常进行复习考试。在当时的高校中，有的学校甚至长达两年时间学生几乎未在学校上过课，科大能在这场运动中及时刹车，做到停课时间最短，正是科大人对自己理念的坚守，至今科大人仍在庆幸不已。
1959年在科大元旦献礼大会上，校长郭沫若给师生们强调的依然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他要求科大师生不但要重视科学，并要特别重视科学精神，大胆创造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掌握规律，灵活运用规律。此后，张劲夫、郁文等领导在给全校师生的报告中，也不断灌输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特别告诫大家科学实验也是重要的实践活动，中国科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科学实验活动，显然不是什么“大炼钢铁”。这在那个全民炼钢、不讲科学的狂躁年代里，头脑冷静的科大掌门人，给科大注入了一剂剂的清醒剂，顽强地把当时一阵阵反科学的狂风暴雨挡在了科大之外，守住了科大校园里的科学精神。
就在昨天，我又读到一则消息说，如今的重庆市政府要求全市75万大学生拿出4个月时间，不但要种树，还要到农村、工厂、部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再次掀开了向工农兵学习风潮。那场运动的阴魂至今不散，依然有人在怀恋那帘幽梦，撕开历史的衣襟，使人顿觉有时光倒流之惑！庆幸我当年在重庆读大学时，未曾享受到如此关怀。更庆幸的是，当年立足未稳的科大，有惊无险，经受住了第一波政治风浪的冲击，坚守住了大学本该坚守的方向与那代科学家们心中的这块阵地。
正如梅花的命中注定要经受风欺雪压一样，此时科大受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大师的星空
“教授治校”，是科大创世时留给后人的另一幅异样面孔。当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风浪把“教授治校”视作洪水猛兽，一次次打成“修正主义路线”大加挞伐之际，科大的那代科学家们，却把这种办学模式经营得风生水起，一枝独秀。这对1958年之后的中国大学，简直不可想象。那个时代大学里的所有教学大纲、教材，都要遭到严格的政治审查， 以确定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大学里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荡然无存。我清晰的记得，历史的车轮已碾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教我们专业课的一个老教授，还张口一个恩格斯说，闭口一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文革都快结束十年了，他的脑筋还一直僵滞在那个年代里走不出来。他的讲义估计就是那时残存下来的此类教案。对那个年代陌生隔膜的我们，感到的却是少有的新奇。“教授治校”，至今仍是大学教授们的一帘春梦。写到这里时，我又读到了一则新闻，说的就是科大前任校长朱清时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推行教授治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尴尬与壁垒。追求自主办学一直是一代代科大人追求坚守的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正是由于“教授治校”命运如此多舛，科大创世时教授们特立独行的坚守，才显得那么珍稀可贵，令人念念不忘，唏嘘不已。如今科大人仍在津津乐道的严济慈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典范。
严先生不但自己不按审批的教学大纲照本宣科，还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一再强调科大的老师们也不要那样讲。他对老师们说，如果你真懂一门学问， 就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并且都能让学生们听懂。为此，严先生还专门于1958年秋，为科大的老师们做了一次示范性教学。
那堂课不仅是为学生讲，更主要的是讲给科大的老师们听，几乎所有在家的物理老师都参加了，听众达五百人之多，讲课的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 严先生为大家示范的是二十年代法国式授课法：教授动口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动手的任务完全交给他的助教——一位年轻的物理老师。助教要紧跟教授的讲课进程，及时在黑板上不停地写公式、演算、画图、擦黑板，还要摆弄演示那些法拉第效应仪器。两个小时的讲课过程中，这位助教在讲台上跑上跑下，累的是满头大汗。
后来法国式助教方式虽未在科大真正普及开来，但“教授治校”的坚守在科大蔚然成风，严先生的带头示范效应不可小觑，的确是那个时代大学里一道稀缺的风景，正如寒冬中一枝枝盛开的寒梅，一直保持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当年钱学森为力学系主讲的《星际航行概论》，也是他自己边讲边完善的半成品讲义，更是当时大学里独一无二的课程。数学课则由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位大师领衔，同时讲授各自编写的三种不同风格的教材，科大人称之为“三龙”并雄。“华龙”阵营以华罗庚为主讲，王元、龚昇、吴方、许以超协助，主打启发式授课法，侧重应用；“关龙”由关肇直执鞭，常庚哲协助，善用辩证法阐释数学规律，着重物理、力学；“吴龙”则由吴文俊授课，李淑霞协助，板书美观，极少看讲稿，钟情于几何、拓扑。教物理的严济慈先生拖堂成了惯例，傅承义先生则至少提前10分钟下课；教化学的杨承宗先生为人亲和，越民义先生最具古风：铃声一响，越先生准会突然出现在课堂，长袍一撩，深鞠一躬，即奔正题，不用讲义，只带几张纸条。下课铃一响，先生再鞠一躬，随之飘然而去……
科大的那代先生们大多有欧美留学经历，课堂上不讲政治口号，却时不时会夹杂些外语单词。他们不怕涉嫌里通外国，还有不少先生的讲义干脆用外语编写，甚至一些课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就是他在美国编写的原著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徐老师的《解析几何》是他在美国教学时使用的教材，《普通物理学》采用的就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据59级学生裴元吉回忆，徐老师的《解析几何》要求科大学生在半年内学完，结果期中考试竟有1/3的同学不及格，为此同学们感到很惭愧，徐老师却伸出大拇指表扬大家：中国学生了不起！同样的教材我在美国上一年还有一半的学生不及格呢！
一位位个性鲜明的大师们，就这样在科大的讲坛上联袂登台，风格迥异，挥洒自如，异彩纷呈，成为那个时代大学教育中独树一帜的另类风景，培养出了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各类弟子，为当时的国防建设做出了他们那代人的杰出贡献，被一代代科大人传为佳话。
另类组织
正是由于当时一个个科大人心照不宣的集体默契，逐渐把自己容身的校园，耕耘成了自由精神的领地，坚守住了自己独立思索的家园，才使那场风卷残云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时，偏安西山一隅的科大校园，尚存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想，一息尚存，未被彻底阉割，窒息而亡，彻底陷入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局面。同其他大学相比，科大因此在文革风浪中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平静，虽然一度出现“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和“红旗纵队”等造反组织，但至少未出现诸如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之类的红卫兵风云人物。科大的秉性中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政治狂热病的天然消解力，以至在我反复搜寻科大在文革中能轰动全国的典型案例时，收获甚微，反而一个非常另类的叫“干联站”的红卫兵组织，频频闯入我的视野，至今仍被科大人每每提起。
“干联站”的全称为“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虽然名字政治性特强，且拗口难记，但从不人云亦云，一窝蜂地去打倒什么人，而是坚守对老干部的全面正确评价。该组织以62级学生张腊狗为首，联合了当时不少积极保护老干部的正直学生，其中有董会双、赵婉如等，其宗旨就是要保护科大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在当时的政治飓风中，放在全国也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有自己独立思想与立场的派系力量。由于当时的书记刘达是科大最大的“走资派”，因此，后来“干联站”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保护刘达。
“干联站”的学生不称已被打倒的刘达为“彭真黑帮分子”，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称刘达为“同志”。后来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发明人王永民，当时就写下过“刘达同志”四个大字书法作品。因为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同志”二字不是如今的同性恋者，而是关乎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意味着对迫害刘达那股妖风浊浪的挑衅与反抗。
“干联站”之所以保护“走资派”刘达，是因为那群受过独立思考精神熏染的同学们，从刘达的历史和言行中，得不出这位老革命是坏人的结论，反而一致认为刘达是“我党好干部”。这显然是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背道而驰的“逆流”，要冒政治上的巨大风险，甚至将付出前途与生命的沉重代价。
刘祖平老师曾是当年“干联站”的一员，后来撰文说，刘达是他一生中认识的一个大写的人，堪称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在当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干联站”里曾有少数人产生过动摇，考虑是否“弹性”一点，好给自己留条退路，刘祖平却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刘达不是一般的可保可不保的干部。为了保他，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即使你我今后别无所成，有幸认识这样的人，曾在这场风浪中与他站在一起，我们这一辈子就不算白过！”这也是当时“干联站”绝大多数成员对刘达坚守的态度。
为证明刘达是“我党好干部”，“干联站”的同学们为此对刘达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外调工作。64级的同学陆宗伟和赵天真甚至还去了刘达的原单位——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专门就刘达问题进行调研，后来由严揖非、魏昆、王培德等同学执笔整理出一份关于刘达长达七万余字的证明材料——《刘达同志综合材料》，并通过王震想方设法送给周总理。王震让同学们代表他在材料前面写上这么一段话：
刘达同志是我党的好干部，我对刘达同志是了解的，刘达同志在晋察冀带领地方武装打仗是勇敢的，贯彻我党毛主席教育路线是坚决的，为人是正义的！
这份珍稀的历史材料，至今仍在张腊狗的手里珍藏着。这是科大学生在那个时代里，对真理与正义良知的坚守！
“洋财”执鞭
在科大，“教授治校”不仅体现在授课内容与教学风格上，教授敢于自行决定让打入另册的右派们登台授课，更是一道令人跌破眼镜的独门景观。那个时代的大学，包括北大，凡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老师，是绝对不准登台讲课的，因为那是让右派与党争夺青年，占领大学阵地，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触犯的是政治上的雷区。 而在科大就鲜见这么繁琐的禁忌与虚词，1959年尚未摘帽的右派何荦（luò），一进科大就开始主持物理实验教学工作。还有一对刚从北大毕业的夫妻，男的虽是“漏网右派”，但从1959年就开始在科大的讲坛上独立执鞭，而他留在北大当老师的妻子，右派帽子早在1959年就已摘掉，但直到1975年才准许她给学生上课。比她在科大的丈夫，整整晚了16年之久。
1960年的一天，主讲量子力学的朱洪元研究员突然中途有事，当时就找来这位无名助教、“漏网右派”，接替他讲授后面剩下的一半课。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
这位年轻老师一登台，毫不顾忌其“漏网右派”的敏感身份，直接表现出了一副只有科大老师才有的个性棱角，他口无遮拦地告诉学生：资产阶级学者N·玻尔说过，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感到糊涂，那他根本就没有弄懂量子力学。 所以，如果你听我的课时感到糊涂，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涂，那证明你没懂，或者你比N·玻尔要天才！
这位初出茅庐的老师，意在告诫和鼓励他的学生，在科大首先要学会的是独立思考，“要多想，要善于想”，不要简单地相信老师讲的，要经过疑问，有过真糊涂，才能真明白。这在当时天下只有一个思想唯一正确的大气候中，无疑是一种天籁之音。
正是由于一位位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科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衣钵才得以代代传承，香火不断。在科大的课堂上，经常有学生当场指出老师讲课过程的错讹之处，毛手毛脚地走上讲台指手画脚，与老师一起讲经论道，争论不休。科大的先生们感到的是欣慰，而不是难堪。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所说，课堂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对他说：“卡斯帕尔教授，你错了！”
当时的学生、后来的院士李曙光不无深情地回忆说：“我在科大读书时，老师教我们搞好科研，首先要学会质疑。现在我也告诉我的学生：“质疑，是创新的第一步”，“在学术圈内我也是有名的‘质疑者’”。他本人也曾在一次全国性学术报告中，当场遭到自己学生的质疑，当时一个在场的科大学生突然站起来告诉他：“李老师，这个问题你的看法不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在科大的教室里频频上演，令人称道。“大学是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学术园地，不能以行政和权力文化为基调”，如今的科大校长侯建国依然如是说。
当年那位“漏网右派”老师还把他的这些思考，写成一篇四千字的文章，居然被科大校方推荐到《光明日报》发表了。对此，北大有人见报后惊呼：科大真异地也！因为这位老师当年在北大的同学都知道，早在1955年的北大团代会上，他就呼吁过“独立思考， 不要盲从”等“异端”论调，结果遭到北大党委的严厉批判。后来又以北大校刊为阵地，对他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展开过围剿。
特立独行的科大，不仅不避讳右派及其他被政治严重边缘化的人，而且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吸纳拥抱着这些当时政治上的遗弃分子。
在那个左风肆虐的年代，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成了政治风浪的牺牲品，当时的中科院就有不少科研人员被开除党籍、团籍，或者被停止党籍、团籍，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同情右派被列入内控对象，打入另册，而此时的科大则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坚守着自己的治学之道。在别人对这些政治危险品唯恐避之而不及时，不信邪的科大，却不怕引火烧身，从容地张开双臂，一一把他们揽入怀中。
据科大有心人估计，第一代科大年轻教师中竟有60%以上都是当时因政治问题，被其他高校或研究单位扫地出门的知识分子。 中科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 （原近代物理所），都先后遁入科大。当时科大的党委书记郁文，对这些政治处理品不但没有丝毫的嫌弃，反而“不无得意”地高调宣称，能搜罗到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 是科大有幸发得第一笔“洋财”！
刘达任书记时，不仅为科大保住了这笔“洋财”，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接收积累着这样的“洋财”。那时的科学院又不断有院士被清理出局，其中冯立志被下放劳动，邓力成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刘达又顶着风浪把他们迎上了科大的讲坛。
正是这些当年被打入另册的一个个政治垃圾们，成了科大第一代教师的中坚力量。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做科大的兼职老师，这些年轻的右派们正好做他们的助教，珠联璧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科大的师资力量由此上了个大台阶，为其创世辉煌打下了第一波人才基石。可以说，这是那个年代里第一代科大人对科学与真理坚守的第一批成果。
这些政治上的异类，与其说是科大发家的第一笔“洋财”，挖到的创世第一桶“金”，倒不如说是科大与生俱来的安身立命的悲壮情怀。曾有科大人不无自虐地总结说，收容政治处理品，特别是右派，似乎是科大的一个习惯动作，这个动作一直从科大创世，持续到1980年代初，以至于有位已离开科大的物理老师，也曾戏谑地提议，应该在科大的校门口立一座门碑， 在上面刻上一首类似纽约爱丽丝岛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诗：
给我你的疲惫，给我你的匮乏
给我你对自由的渴望和绝望
来吧，一切无家可归的人
来吧，被风暴摧残过的人
来吧，到我这里来吧
我为你在这金色大门旁高举着火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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