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演说告诫诸君三事

无止境 · 发表于 2017-4-19 17: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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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本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报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流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为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距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1917年1月

(文章摘选自《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肖东发　刘静　李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注：蔡元培，字鹤卿，别号孑民，浙江省绍兴县人。出生在清穆宗同治六年（1868）1月11日，卒于1940年。

其先祖以种植山林出售薪木为业，到蔡先生高祖以下，始改为经商。祖父做过当铺经理，以公正著名。其父名光普，字耀山，做过钱庄经理，对待朋友极为宽厚，不仅有贷必应，而且不忍心向人索债，因此死后几无积蓄，一家全靠母亲周氏操持，生活困难。

蔡先生在童年先跟随其叔父铭恩读书，13岁时拜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王子庄为经学名宿，尤其服膺明儒刘宗周，因此蔡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造诣甚深，对小学、经学、骈体文都有研究。20岁又跟绍兴徐树兰学习，并兼校对刻书的工作。徐家藏书极多，蔡先生得以博览群书，学问大有长进。

正因为其深厚的古文功底，他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编修，年少之时即已名动公卿。

蔡先生不仅对中国旧学有相当的基础，而且对西方的学术也很有研究。当时西学已经传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文化引起了蔡先生的广泛注意。他于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并于41岁时赴德、法等国留学，举凡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领域，他都有涉足，学问相当广博。此外，他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有深切的认识。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和中国旧学加以比较，蔡先生并非是一味地全盘接受，更多的是在吸收之外加以消化和批判，实为贯通了中西的学问。蔡先生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最足以说明这点：他一方面推崇中国旧有的文化，一方面又主张对国故以客观态度、科学方法，重新估价，重新整理；他不讳言中国文化的缺点，但也批评西方文化的弊病；他虽然主张吸收欧美文化，但并非无条件的模仿，而主张有选择的吸收；他又主张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创造适合时代的新文化。这些言论唯有贯通了中西学问的人，才能见到，才能说出。

蔡先生以教育为终生志业。他在18岁至19岁，便开始当塾师。28岁时，任北平李氏京寓家庭教师半年。32岁受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35岁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授。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蒋观云等创办爱国女学校，其后兼任爱国女学校长。是年秋冬间，吴稚晖、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蔡先生曾被推为会长。同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教员的专制，相继退学，论者归罪于蔡先生提倡民权的影响，他乃引咎辞职。后循学生的请求，代为筹款成立爱国学社，聘请吴稚晖、章太炎等担任教师，蔡先生自己则教授伦理学一科；由于爱国学社的成立，遂使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得以维持学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代理澄衷学堂校务一月。其后，又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并在京师译学馆教授国文，兼授西洋史，虽然只有几个月，但颇受学生欢迎。

1911年民国成立后，蔡先生担任教育总长。1917年起，主持北京大学。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又主持大学院两年，中央研究院十余年。

蔡先生主持北京大学，首先纠正学生升官发财的求学观念，要求学生立定正大的宗旨，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组织各种研究会以提高学生的研究兴趣，树立大学研究学术的风气。梁漱溟先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校长：“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以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而言，知识分子总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连的。从大志来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从小己来说，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学”是手段，“仕”是目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社会中的体现便是科举制度的形成，而科举制度的形成反过来又进一步维系“学”与“仕”的关系。当时的北大正是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汇集各方官僚和官宦子弟。蔡先生首先从确立办学方针入手，力图打破“仕”“学”关系，提倡西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因此，蔡先生要求“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抱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秉着这样的一种“学术自由”的宗旨，蔡先生在北大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学术上主要提倡兼容并蓄，学术自由。不论是何种学派，只要是以学诣为主，言之成理，即可自由讲学。在这样一种民主办学的学风下，北大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和钱玄同，有极端维护文言文的黄季刚和刘申叔，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有朴学大师章太炎，有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有戊戌维新的梁启超，有讲昆曲的吴梅。蔡先生都让他们各本所学，尽量地发挥各人特长，在我国大学教育方面留下美谈和典范，而北大一时间也人才济济，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繁荣。

其次，蔡先生特别注重道德教育，要求学生敬爱师友，砥砺德行，负起力挽颓风以振兴国家的重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以伟大人格相感召。在他看来，教育是以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为最终目的的，并不能脱离知识和情感单独进行。因此道德教育就是国民教育的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这个民族文明的核心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蔡先生在其著作《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详细整理和叙述了中国古代各家伦理思想，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了要以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为传统的伦理规范灌注一股清新的甘泉，将“仁”“义”“恕”等古老的道德范畴同现代思想结合起来。北大的“民主、科学、自由”便由此而来。

在学科建设方面，他广揽博学教授，强调“学”和“术”的区别，充实理科设备，提倡研究自由，思想自由，鼓舞以科学方法探求真理的精神。此外，如沟通文理科，创大学分科制，改年级制为学分制，主张男女同学共校，注重研究院的功能，创办北大校役夜班及平民夜校等等，都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正因为蔡先生的杰出领导，北大的师生始终站在了历史的前端，为全国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和新的作风，给当时充满了腐旧的思想和势力的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同时站在中国的历史上，蔡先生不仅是民国初年我国教育界贡献最大和影响最深的一人，而且也是思想界和学术界贡献极大和影响极深的一人。正是由于他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孕育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虽然不是蔡先生所直接推动的，但若不是他倡导“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对于各家学说破除门户之见，采取相容并蓄的态度，焉能使各种不同的新旧思想冶于一炉，浸渍酝酿，而汇成浩荡的思潮？五四运动虽然也不是由蔡先生所直接鼓动的，可是当时的学生如果没有了解“思想自由”的意义，没有受过他平日“思想自由”教育的熏陶，青年学生知识革命的种子焉能发荣滋长？爱国情绪的激发又焉能如火如荼地展延？这两种运动，后来又结合成一股巨流，激起了学术界的科学化运动，掀起了思想界的解放运动，于是陈腐的旧思想大受批评，进步的新思想大量涌入，造成学术界空前的大波澜。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尝过革命的成果，认识革命的效用，再加上思想的改变，更导致政治的革新，五四运动之于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GC D的建立以及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北伐，也都有着直接的关系。